儒家的兵學思想
中國儒家之思想政治係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的王道仁政，孔子謂
「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厚往而薄來」(註５)和《禮記．禮運》大同篇所載，均是王道仁政的具體表現。而此種王道仁政思想所體現的戰爭觀，厥為義戰思想(註６)。今論古典儒家之兵學思想，專取孔子、孟子、荀子(註７)三子之言論述之。
首論孔子「足食足兵」與「弭兵」。春秋之世列國日尋干戈，孔子絕不會棄軍事而不談。《孔子家語．相魯》：「哀公與齊侯會於夾谷，孔子攝相事，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備。」可知孔子重視軍備。其之所以不答孔文子和衛靈公之問軍陣(註８)，特以治國之道，政事比軍事重要，政事不理，雖有銳甲之兵，亦無用處；且衛靈公為無道之君，故答未學。然其武備，並非窮兵黷武，而是以人民有充足的糧食為前提。惟有食足兵足，則民有安全感，對於政府才有信心。「子貢問政，子曰：『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』子貢曰：『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，何先？』曰：『去兵』。子貢曰：『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，何先？』曰：『去食』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(《論語．顏淵篇》)(註９)。
春秋後期，各國均有厭戰之心，但魯襄公二十七年(西元前五四六年)宋 (今河南歸德) 右師向戍所提弭兵(休戰)之議，縱使對小國有利，列強未必相信其能實行(註10)，更何況列國在互相猜忌之餘，自不免擴充軍備；既然爭相擴充軍備，必感維持軍備之艱難而有所發展。各國自不欲坐待敵人來攻，然後禦之。所以擴充軍備，勢必引起相互攻戰。故孔子不尚空談，一切依實際需要出發，所謂「使民以時」(＜學而篇＞)、「安無傾」(＜季氏篇＞)都是國防思想，亦即是武備。
對於用兵之事，孔子視之為凶事，故於其無事之時，謹慎謀慮、教民以戰。「子之所慎：齋(祭祀)、戰、疾(生死之事)。」；又「子路曰：『子行三軍則誰與？』子曰：『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憾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』」(＜述而篇＞)孔子曰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(＜子路篇＞)即平時做好戰時準備，教民以作戰方法，一旦有事即可動員應戰。至若必不得已而用之，必為伐不義之戰。「陳成子弒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『陳桓弒其君，請討之！』」( ＜憲問篇＞)。
次論孟子「統一」、「王與霸」和反戰思想。孟子生於戰國初期，列國力征，攻戰不已，而卻沒有一個國家力足以統一天下，故認為天下「定於一」的理想絕不是武力所能達成。「孟子見梁襄王，出與人曰：『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』。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吾對曰：『定於一。』『孰能一之？』對曰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」『孰能與之？』對曰：『天下莫不與之。』」(《孟子．梁惠王上》)孟子以為天下必須「定於一」，而後人民方能脫離戰爭之禍，其法則為施行仁政，仁政亦即為王政，主張「仁者無敵」(＜同前＞)；「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」(＜離婁上、盡心下＞)；「 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」(＜公孫丑上＞)。又謂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以德行仁者王。．．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。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。」( ＜同前＞)
戰國時代七雄日事攻戰，黎民陷於塗炭，欲求和平，非統一不可，欲求統一，非用兵力不可。但孟子曰：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野。此所謂率土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。故善戰者服上刑，連諸侯者次之，辟 (闢) 草萊任(分)土地者次之。」(＜離婁上＞)又曰：「有人曰我善為陳(陣)，我善為戰，大罪也。」(＜盡心下＞)是孟子反戰思想。至若必不得已而用兵，則更主張義兵，深惡痛絕那種「糜爛其民而戰」的不義戰爭。他認為春秋時代已經談不到「義戰」，更何況在他那個時代。「春秋無義戰，彼善於此則有之矣。」(＜同前＞)孔子作春秋，每論諸侯相攻，都說他們不合於義，不過，相較不義的戰爭中，仍有比較善的，但並非義戰，仍是不義。惟有「取之民悅」的「弔民」之戰(＜梁惠王下＞)，才是仁義之師。
另孟子最具特色的國防思想，應為：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」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．．．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(人民離棄)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」( ＜公孫丑下＞) 把握天時以便人民蓄養生計乃能富民富國，孟子再三強調「不違農時」，「無失其時」，「勿奪其時」(＜梁惠王上＞)。另一方面在用兵時更要掌握有利天候，及有利契機，方能克敵致勝。地利可依攻守之需要，運用地形之險易「以助長兵力」。不過以上兩者雖然重要，但都不及「人和」之關係重大。孟子更申論曰：「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。」(＜離婁上>)(註11)
荀子仍以仁政論國防，雖無「仁者無敵」之言，但卻將其觀念，做了深入論述，曰：「凡用兵攻戰之本，在乎壹民．．．士民不親附，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。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，在於附民而已。．．．故仁人上下，百將一心，三軍同力，臣之於君也，下之於上也。」「附民」就是以民為依歸，也就是要「愛民」、「利民」。荀子更進一步將行仁政之抽象意理加以具體化，提出：「禮者，治辨之極也，強國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名之總也，王公由之，可以得天下也；不由，所以隕(損)社稷也。」為什麼？荀子解釋曰：「隆禮貴義者，其國治，簡禮賤義者，其國亂。治者強，亂者弱。」( 以上引自《荀子．議兵》)「國無禮則不正，禮之所以正國也。」(＜王霸＞) 凡此均知荀子從道德層面造成國家和諧，上下一心之局面，從而鞏固國防。
在戰爭觀方面，荀子認為「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爭奪也。」( ＜議兵＞) 既為義兵，則「不殺老弱，不獵(踐)禾稼，服者不禽(擒)，格(拒捍)者不舍，奔命(奔走來歸)者不獲(獲之為囚)。凡誅，非誅其百姓也，誅其亂百姓者也。」(＜議兵＞)在作戰遂行方面，反對不聽將軍之令而憑個人之勇的作戰行動，曰：「聞鼓聲而進，聞金聲而退，順命為上，有它舅均C令不進而進，猶令不退而退也，其罪惟均(同)。」此外，既戰之時，不僅主張先謀，也不排除權變。「見其可欲也，則必前後慮其可惡者；見其可利也，則必前後慮其可害者，而兼權(平輕重)之，孰(甚)計之，然後定其欲惡取舍，如是則常不失陷矣。」(＜不茍＞)「地來而民去，累多而奶痋A雖守者(地)益(增多)，所以守者(守地之人)損(減少)，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(弱)也。」(＜王制＞)
總之，孔子、孟子、荀子雖各有其獨特的主張，然強調仁政立國、強國之道，實為儒家的中心思想。但由於所處時代各不相同，其所言乃有程度上之差異。孔子處春秋之世，以維護封建體制為出發；孟子處戰國初期，封建制度早已被破壞，而變為列強割據的局面，整個局勢演變為統一問題，但卻無任何一國足以為之，既無任一武力一統天下，乃力倡「以民為貴」；荀子生長於戰國末期，秦之國力已超過於各國，而秦之地勢又便於征服山東諸侯，荀子不反對武立統一，固有理由。又儒家只言為何而戰，卻未論及如何而戰，故無完整之軍事思想。
轉載~~~~~~~~~~~~~~~~~~~~
誰可以幫幫我?
誰在線上
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：沒有註冊會員 和 7 位訪客